小兵的微笑(二)——国军200师老兵陈友礼的抗战岁月

清镇唐观

小兵的微笑(二)

             　 ——国军200师老兵陈友礼的抗战岁月

 
2014年的夏天，我认识了一个特殊的老人。他12岁参军，22岁退伍，是一位先后亲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的老兵；70年前，他被调配到一支王牌部队——国民革命军第5军200师。尽管只是一名小勤务兵，却也亲身经历了血肉腾飞的残酷战场；70年前，面带微笑的他对着美国通讯兵的镜头竖起大拇指，小兵纯真的微笑让多少后世之人为之动容。他叫陈友礼，今年（2014年）83岁。截止到我目前所寻访过的抗战老兵中，陈友礼老人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位。更值得的庆幸的是，老人身体健朗，思维也很清晰，对于当年的诸多细节依旧能够还原得很清楚。对我而言，他不仅是民族的英雄，也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一句话打动了征兵负责人
从2014年8月开始，大家对陈友礼老人的关注点都在他与“微笑娃娃兵”的关系上。记得前往陈老家准备做口述那日，他告诉我，从那时起先后有几家媒体登门采访过他，既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问的问题几乎都与小兵照片的事相关。我问老人：“今天我们说些照片之外的事情，就说您小时候从军的故事，这些您都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只是现在关心这个的人少了，但我是肯定记得的。”老人笑着答道，显然很乐意向我讲述他的戎马生涯。寒暄片刻后，这位生于贵州毕节赫章县平山乡的老人开始讲述从他的军旅故事：“我出生于1931年，也就是日本占领我们东北那一年。我一岁半就死去了母亲，是我奶奶把我带到6岁，不到7岁我就开始去帮人（干活），一直帮到11岁。我11岁那年，正好碰到贵州师管区在毕节接兵，当时有个比我大的想一起去参军，我们看到(招兵负责人)就问他们，我说我想来当兵，你们要我不要？师管区的人一看我太小，就说不要。”
第一次投军以失败告终，但这个11岁的少年并未就此放弃。多年以后，老人认为自己从军抗日似乎是命中注定，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一生都与那场战争息息相关。正如老人自己所言，在他出生那一年，日本关东军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未及多久东三省即沦入敌手，某种角度来说，那是中国抗战的序幕；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爆发，那年被奶奶带到6岁的陈友礼也即将开始去帮人打零工，自力更生。1942年，世界硝烟弥漫，中国远征军血战缅甸。而生活在千里之外的陈友礼也在这年萌生了从军的想法，
抗战时的自愿从军者大致有两种动机：一是“当兵吃粮”，为吃饱饭而当兵；二是“从军抗日”，出于民族义愤而从军。而陈友礼认为自己是两者兼有。那天，当我问起老人为何小小的年纪就想去当兵时，老人说：“其实我当时去当兵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吃饭，因为我是个孤儿，在外面生存是很难的，到部队里起码能够保证有口饭吃。第二个原因确实就是因为对日本人的这种痛恨。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日本人，但是我听得太多了，我从小就听到说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在东北杀了多少人。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讲得人就更多了，街上贴得有画报，连走在毕节街上听人谈论的都是日本和我们打仗的事。那时候我看到讲日本人在南京杀我们好多中国人的画报，我内心就很恨他们，我也在想，要是他们打到贵州来，肯定也是要像杀南京的中国人那样杀我们，我们都在说，与其等日本人来杀，还不如参军去打日本人。”
第二年春天，师管区的人又来毕节征兵做征兵工作了，不满12岁的陈友礼再次找到征兵工作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自己想参军。时隔多年，陈老对征兵那天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当时我又去问他要不要我，我看他看我的眼神，我担心他可能是觉得我小又不想要我。我马上抢在他前面说‘我虽然小，但我也能抗日’。他听我这样说，又看了我一下，连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就同意收我，把我带走了。”
年纪虽小也抗日。或许正是因为陈友礼用他稚嫩的嗓音说出的那句“抗日宣言”打动了征兵负责人，不到12岁的他就此成为了一名抗日小战士。出乎预料的是，师管区竟然将他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一支闻名全国又异域扬威的中央军王牌部队。
 
在王牌部队的生活
陈友礼应征后不久便跟随师管区乘汽车至云南昆明，在一处叫巫家坝的地方，征兵负责人将他交给国民革命军第5军（以下简称第5军），之后陈友礼被分配至第200师第600团第3营第8连，可能是因其年纪太小之故，部队让他担任8连连长陆春凤（音）的勤务兵。

作为王牌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00师的臂章也与众不同

在那些从军抗日的少年中，12岁的陈友礼无疑算是幸运的。首先他被分配到的第5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之一，其前身为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将军的陆军新编第11军，1939年2月18日正式改番号为陆军第5军，这也是国军第一支以师为单位的机械化部队。笔者曾从一位先后在第8军（也是中央军）与第5军服役过的老兵何绍清的口中得知，在第5军这样的王牌部队中，无论是伙食、待遇还是官兵素质都要优于其他部队。这可以说是小兵陈友礼的第一个幸运。
他的第二个幸运在于自己不仅被分配到了王牌军，还被分到第5军中最有名气的王牌之师——第200师。国军200师成立于1938年1月15日，是以装甲兵团为基础，按照当时德国装甲师的模式扩编而成，首任师长由杜聿明担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200师不仅是国内机械化师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五个装甲师。在当时贫弱的中国能拥有这样一支可以与世界强国媲美的精锐之师非常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国军第200师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陈友礼的第三个幸运就是他遇到了一个对他非常好的连长。直至今日，陆连长的音容笑貌在陈老记忆中依然清晰：“我的连长姓陆，叫陆春凤，是中央军校16期（即黄埔16期）毕业的，我到部队做他的勤务兵，他对我特别的好，在昆明的时候他就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认字是他教我的，用手枪也是他教我的，他给我说‘我现在还小，现在多学点东西，以后打完仗了去考中央军校’。
“我当时小，很多重的活我干不了他就不让我干。后来美国兵来找过他几次，每次来都带了罐头、饼干这些吃的来送他，他吃的时候也分给我一起吃，所以美国人送的那些东西我都得吃过。我们这个陆连长确实是个好人，我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都还记得他对我的那份情。”
在昆明被编入第5军后，陈友礼迎来了几个月的训练生活。他说：“刚到部队的时候每天就是训练，我们200师是正规的野战部队，我虽然是勤务兵，但也要参加训练。那时候我们训练用的枪都是美国的武器，叫卡宾枪，那么多枪中，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种卡宾枪，因为没有其他枪那么大。
“这种卡宾枪比老步枪要好用得多，一个弹夹有15发子弹，可以连着打，不用拉一枪栓打一发那么麻烦。我那时个头小，这个枪也不高，比较适合我用……”说到枪械使用，老人一边比划着，一边向我讲述使用过程。陈老所说的卡宾枪全名为“M1卡宾枪”，是美军1942年才投入战场的新武器，在太平洋战场及滇缅战场投入使用较为广泛。

在滇缅战场上使用美械的部队比较普遍。图为手持卡宾枪的美军（左）与拿着汤普森冲锋枪的国军（右）

除了枪械，陈友礼老人对当年的军服也有很深的记忆：“刚进的时候部队给我发衣服，衣服是灰色的，那些老兵说以前我们的衣服是夏天草黄色，冬天才是灰色，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那次发的衣服是灰色的。衣服分5个号，1号是最大的，5号是最小的，我领的是最小的5号衣，但穿起都还是大，差不多拖到我的膝盖。最开始只有衣服，后来又配了姓名牌，手臂上是部队，胸前是你的名字，姓名牌上的边框颜色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国军是‘红、黄、蓝、黑’四种颜色，红色的是将军，黄色的是校官，蓝色的是尉官，黑色的是士兵。平时看到有当官的来，如果他没带军衔，我们就看他胸口上的牌是什么颜色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抗战雄师的荣与辱
第5军在昆明整训的日子里，12岁的勤务兵陈友礼学会认字、学会用枪，同时也从老兵们的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这支王牌部队的往事。老人告诉我，他之所以对这支部队至今还有很深的感情，就是因为在这期间遇到了太多值得他记一辈子的人和让他感动一辈子的事。
国军第5军所拥有的精良装备固然让许多旁系部队望尘莫及，但王牌军的名气并非只靠装备优良就能得来。换而言之，国军之所以将最好的武器装备配给第5军，正是因为这是一支久经沙场，能打硬仗、打胜仗的抗日雄师。早在1938年，这支王牌军的核心部队200师初建时，其下辖的炮兵52团就于当年3月进入第五战区协同友军参与徐州会战。在闻名全国的台儿庄大战中，该团先后击毁击伤日军装甲车、战车30多辆，在日军装甲战车横行的抗战初期，这一战绩着实让当时守卫台儿庄的第2集团军官兵们大开眼界。
1939年，新生的第5军在杜聿明、戴安澜、邱清泉、郑洞国等优秀将领的大力整训下，取得了军事训练成绩位列全军第一的荣誉。同年11月，桂南会战爆发，第5军南下广西参战，在昆仑关一役中击败在日军中以善战著称的第5师团，其中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命陨前线。此役是为第5军成军后的第一场威震海内的战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5军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挥师入缅配合盟军作战。1942年春，时由戴安澜将军担任师长的200师接防英军保卫同古之责，率部坚守孤城十二日，首次在异域打出国威；后来东线危机，200师又回师驰援，力克棠吉。在缅甸的战绩令该师名扬海外，师长戴安澜也得到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 “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之评价。
当然，娃娃兵陈友礼在1943年成为200师一员时，这支部队的辉煌都已成过去时。一年多以前的缅甸战局正是“大厦将倾兮一木难扶”。无可奈何花落去，尽管200师在缅甸曾独当一面，依然无法改变盟军全线大崩溃的败局。偏偏祸不单行，在撤退途中，200师与日军遭遇，几经血战，全师伤亡惨重，师长戴安澜、599团团长柳树人等将领壮烈成仁，捐躯异域。失败的阴霾笼罩着滇缅大地，笼罩在这支王牌之师的上空。这是第5军建军以来最黑暗的年代。
1943年对于第5军而言是相对平静的一年，驻防在昆明的部队除了人事调整和训练之外，并无战事。只是一年前远征失利、将星陨落这一系列的悲剧已成为了200师老兵们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没有“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时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的沮丧悲切，剩下的唯有 “匈奴未灭，何以家归” 刻骨仇恨与雪耻决心！这就是12岁的陈友礼印象中的200师，他看到了太多老兵眼中的泪与恨。70年后，他回忆起当初在昆明整训的日子时，说：“我们200师的老师长叫戴安澜，在缅甸牺牲了，老师长的事情大家基本上天天都在说，当兵的之间在说，连长营长训话时也在说，我没见过戴安澜师长，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敬仰他。
“我们训练的时候很累，但大家很少说会叫苦的，因为都对日本人有着一种仇恨，不光是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中国人，还有就是我们老师长的仇还没报，这也是我们200师的仇，大家累了就互相鼓励说一定要给我们的老师长报仇，这样说了后马上就能打起精神来继续训练。那时候我也被大家这样的气氛感染，讲起上战场我都没觉得怕过，因为大家都是这样，都等去给戴师长报仇。说老实话，后来打内战的时候我还想过关于怕死这些问题，但打日本的时候没有过这种印象。”
 
                          追忆抗日儒将邱清泉
“您还记得你们部队的长官吗？”我问陈友礼老人。
“记得。”老人回答，“我们的连长我之前说过了，叫陆春凤。营长姓苗，团长姓董，我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只是叫苗营长和董团长。师长姓高，好像是叫高吉人。军长就是邱清泉，很好的一个人。”

邱清泉于1943春就任第5军军长。图为邱清泉将军戎装照

听到陈老对70年前部队长官姓名的回忆复述，我不由从心底叹服老人记忆力之强，因为他的记忆完全无误。据台湾“知兵堂”出版的《第五军战史》中记载，1943年初驻防昆明的第5军的确有过一次人事大调整，第200师的人事调动正如陈老所言，高吉人升任师长，600团团长起初由刘少峰继续担任，而陈老口中那位姓董的团长应是指不久后继任团长的董翰。第600团第3营营长也的确姓苗，全名为苗中英。
这里有必要多用些笔墨来介绍一位至今还会让陈友礼老人潸然泪下的抗日爱国将领——时任第5军军长的邱清泉将军。相信对抗战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与名噪一时的张灵甫、孙立人两位将军相似，邱清泉亦是国军中一位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儒将。
1902年正月27日，邱清泉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州乡的一户耕读之家，年少求学时期的邱清泉就喜读传统经典，常用课余时间攻读经史，并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的经史学者陈子万读到邱清泉之文后，在其卷末批注“异日立功报国者其斯人乎”。高中毕业后，邱清泉在上海大学社会系半工半读，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先生本为革命党人，言传声教间都在鼓励学生革命救国，正是受此革命思潮之影响，邱清泉毅然投笔从戎，南下考入黄埔二期工兵科。于黄埔毕业后，邱清泉历经东征、北伐诸役，开始在国民革命军中崭露头角。1934年，邱清泉以考试第一名取得赴德学习之资格，同年10月至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成为当时国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留德将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已留德归来的邱清泉奉命移驻南京，经历了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不久后又因兰封之战的失利而遭同僚奚落。不过邱清泉在抗战前期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发生于1939年冬季的昆仑关大战，在那场举国闻名的血战中，国军第5军面对日军第5师团的凌厉攻势，可以说每一个师都打出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担任新22师师长的邱清泉率部出击进攻日军，一举收复昆仑关附近的五塘、六塘要地，后又协同友军攻克昆仑关，取得辉煌战果。那一战让第5军扬威天下，邱清泉也因其在战斗中表现卓越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1943年春，邱清泉回到他阔别三年之久的第5军，成为了新一任的第5军军长。回望3年前昆仑关大战时的英雄将领们，前军长杜聿明调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前200师师长戴安澜于1942年5月26日牺牲；当年的荣誉第1师早已不在第五军序列，师长郑洞国也调至印度担任新1军军长。不过也有新部队加入，这年春天，原属第6军的第49师调归第5军管辖，师长由刘观龙接任。
邱清泉自有一套特别治兵之法，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士兵的爱护之心，他深知军中士兵多来自农家，对他们生活特为关心，常到部队与士兵同桌而食，就餐时常与士兵们闲聊农家之事。即使在训练最紧张的时期，他依然规定每日操课不得超过八小时，并要求士兵养成午睡习惯。这位提倡“养兵重于训练，训练重于作战”的将领总是能给最基层士兵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的陈友礼虽然只是一名年仅13岁的勤务兵，但邱军长与他短暂的交集却成为了老人70年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邱军长我是看到过好几回的，他穿的是呢子衣服，师以上的都是穿呢子。”陈友礼老人向我谈起当年见到邱清泉时的情景，他回忆说：“虽然说人家给他取了个‘邱疯子’的外号，但其实他对士兵是很好的。有一次邱军长来检查，我们都立正站着，他看见我就问：‘你怎么这么小就来当兵了？’，我说我来打日本，他听了就摸摸我的脑壳，对我说：‘好好的干，你是今天的小兵就是未来的军官。’后来他要走的时候又见到我，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我告诉他后，他给我说‘你现在好好干，等你长大一些了，我把你调到我的特务连来，到时候你就跟在我身边。’我们军长临走时还鼓励我多学点东西，以后考中央军校。”

作者与远征军老兵陈友礼合影

2014年11月21日，我邀请了陈友礼、何绍清等几位原国军第5军的老兵一同聚餐，席间大家叙旧说起第5军的旧事，也说到军长邱清泉。无独有偶，当时在第5军第49师当兵的何绍清老人也见过邱清泉，他对这位军长的印象是“他对我们当兵的很好，没有架子”。而陈友礼老人那天更是真情流露，他说：“邱军长对下级的好是没话说的，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他说话都很客气。”
当大家谈及邱清泉后来在徐蚌会战中阵亡一事时，陈老眼泛泪花，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小周呀，你知道吗，我父母死的时候，我都没有哭过，但是淮海战役时我听到邱军长没了，我哭了，我们很多当兵的都哭了，你想想如果他对我们不好，我们会哭吗？这么多年了，只要一想到他，我的眼泪就忍不住……”

         　　         龙陵烽烟鏖战急
“贫弱病苦死，富强康乐生”是邱清泉的治军理念。第5军在他的带领下不到半年，官兵们已是身强体壮，精神饱满。1943年，中日双方都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云南东面的国军厉兵秣马准备反攻，盘踞于滇西的日军同样在日以继夜的修筑防御工事，而从缅北反攻的孙立人部队与日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时间进入1944年，滇西大战一触即发。第5军官兵们期待已久的雪耻之役终于要开始了。
反攻的号角在1944年5月11日吹响，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强渡怒江，腾冲、松山、龙陵、平嘎等滇西要地烽烟四起，但此时的第5军依旧驻守在昆明整训，直到8月才接到调归11集团军指挥开赴滇西参战的命令。第5军将士经过昆明整训，士气高昂。在陈友礼老人的记忆中，得知即将参战的将士后，都恨不得早日奔赴战场，看不到一点儿恐战惧战的情绪。他说：“200师知道要打仗了，很多人就在弄自己的枪，也有人写信。不管是军官还是当兵的，都想去打日本人，特别是以前跟着戴安澜师长的老兵最积极，他们要报仇雪恨。”
在部队开拔前夕，军长邱清泉还将200师师长高吉人招到北校场总司令部，对他说：“这一战把滇缅路打通，将有利于整个战局，而我们第5军也可以扬威国际了。”
第5军参战时正逢8月酷暑，松山鏖战正急，陈友礼与许多新入伍的战友一样，都认为松山会是自己的第一个战场。他回忆说：“我们从昆明开始一路往保山方向走，之后又过惠通桥就到了松山。当时第8军在松山已经打了很久，我们第5军已经到了第二线，主攻任务本来是要下达给我们第5军的。最早打松山的是新28师，他们对敌情摸得不清楚，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就上去，结果新28师的牺牲伤亡的人数就比较多，因为伤亡太大，他们就不能建功了，只能退下来。他们（新28师）下来后，卫立煌就打电话给蒋委员长，马上改第8军去打，我们都很清楚了，如果说第8军还拿不下松山，那么肯定是我们第5军上去打，当时我们都已经在做准备了，老兵又给我们讲老师长戴安澜的事情，大家的气氛（士气）都提起来了，决心很大，没多少人怕死的。但后来情况起了变化，第8军把松山攻克了，这样才取消我们的。”（注：调第5军作为攻打松山预备部队之说在当时高层的档案中目前未见记载，可能是当时部队中士兵之间的传言。）

70年前滇缅战场上的少年兵

松山攻克之时，第200师的先头部队已抵达黄草坝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正为滇西重镇龙陵久攻不克之事焦头烂额，见王牌部队前来请战，立即批准其投入龙陵作战。龙陵之役是第5军反攻滇西后的第一场大战，当时身为勤务兵的陈友礼虽未直接参与第一线作战，但一路的行军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70年后，他回忆说：“连长走到哪我就跟到哪里，我们这个团从黄草坝走的那一路就遇到了日本人，但不多，我们伤亡也不大，稍微打了下他们就退走了，好像都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这时候我们有一部分人已经插到龙陵后面去了，我们也到了龙陵塔山的第二层山，我们那里是‘大脑子’（地名），周围还有其他部队，我们把日本人包围在龙陵城里，还有一部分去打文笔坡了。那时候应该是7、8月份吧（实际为9月），我记得那包谷都挂红毛了，甘蔗也可以吃得了。我们在龙陵起码驻了两、三个月。”
从前，第5军的长官无论是8连连长陆春凤，还是600团长董翰，都给娃娃兵陈友礼留下了温和宽厚的印象，但在龙陵作战期间，第3营营长苗中英却让他看到了200师军官铁血的一面，他回忆说：“我们的军长、团长都比较和气，就营长是最恶（凶）的。我们营长姓苗，叫苗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个人说话时眼睛一眨一眨的，鼻子红，所以我们私下又喊他‘红鼻子营长’。这个红鼻子营长治起人来是最凶的，在龙陵的时候，有个班长跑了，也不晓得他是要当逃兵还是被日本人买通。这事情苗营长知道后亲自带人去抓，硬是把这个班长抓回来了。那天我也在，就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营长亲自拿冲锋枪把那个人枪毙了。
“我们这个红鼻子营长不仅带兵很严，打仗也很厉害。我们部队在龙陵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苗营长听说9连的连长牺牲了，他就带着他身边的警卫部队直接到第一线去指挥，这样日本人才被打退。我们对他是又敬又怕。”
关于苗营长身先士卒这件事在第5军的战史中也有记载。那位第9连连长名叫郑超义，他在龙陵作战的最后阶段率部与日军争夺篱笆坡高地，鏖战两昼夜后于10月30日拂晓成仁。第3营营长苗中英听闻连长阵亡，立即“率领营部警卫班从战壕直奔第9连坑道指挥所，苗营长非常勇敢，亲自向日军甩出两枚手榴弹，将战局稳住。200师与36师牢牢封锁龙陵城区日军。11月1日黎明，在炮火掩护下，苗营长集中60迫击炮及各连火箭筒，分三路向当面日军阵地猛攻，反复冲杀支援第8连，攻克篱笆坡最后高地。”（引自《第五军战史》）
第3营攻克篱笆破高地后的第三天，龙陵被远征军收复，长达5个月的龙陵鏖战终于取得胜利。战地烽烟渐熄，龙陵城迎来了和平。就在这战地片刻的宁静时期，娃娃兵陈友礼引起了一位美国通讯兵的注意，并要求为他拍照。那天，陈友礼穿着不合身的军衣，全身挂满行军装备站在美国人的相机前，面带微笑的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那纯真的笑容仿佛在告诉人们，即使在最暗淡的年代，这片土地上依旧闪烁着通向胜利的希望之光。时间在美国通讯兵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定格——1944年11月23日。
 
                                  血染的黄昏
龙陵攻坚战是远征军在云南的最后一场恶战，此役之后，滇西战局胜负已定。之后扫荡滇西日寇的作战中，200师迅速一路狂飙，与友军协同肃清了遮放、芒市等地区的残敌。尽管日军败局已无法逆转，但在远征军扫荡作战中仍然遭遇不少日军部队困兽犹斗。令陈友礼记忆最为深刻，也最为惊心动魄的即在畹町门户前打响的“回龙山之战”。
“拿下龙陵后，我们有部队就已经去打芒市了，等我们到的时候，芒市已经打得差不多，日本人也没做多抵抗就退了，所以芒市也没怎么打。”陈友礼回忆说，“真正打得恼火的那一仗是过了遮放以后，要准备攻畹町，我们在大黑山那一带打的那一仗，前后打了也是差不多有1个月。”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中国远征军先后在回龙山、大黑山、黑山门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第200师主攻回龙山。因回龙山与大黑山又同属一山脉，故笔者推测陈友礼口中“在大黑山那一带打的那一仗”是指“回龙山之战”。
 回龙山位于畹町东北方，海拔2019.2米，其横断山脉南延部分畹町境内大黑山等山脉的最高峰顶，可“北瞰遮放，南瞰畹町”，是畹町的门户与天然屏障。第200师于1945年1月3日接到攻打回龙山的命令，其后师长高吉人采取暗夜袭击之法，令600团第2营由北攻击，并以一部由西端迂回，切断南北日军的链接。第3营（陈友礼所在的营）则由东向西攻击，同时高吉人亲率599团两个营在山北端指挥战斗。回龙山的战斗于当日深夜打响，敌人守军抵抗也较为顽强，我军伤亡惨重，一直激战至次日上午10时才将北峰阵地攻占。然而就在当天夜里，数百名日军又发起疯狂反扑，敌我各不相让，战成胶着状态。陈友礼虽也是200师的一员，但毕竟是个 “娃娃兵”，又深得连长喜爱，正因如此，每逢与日军作战时，连长总是不让他到前线去冒险。不过这次陈友礼终究还是没能避过亲历第一线的残酷搏杀。
那场血战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已不可考，但那的确是陈友礼与陆连长都始料未及的一场战斗。陈老告诉我，当时我们远征军的部队已经把日军分割围困，盘踞于山顶的日军弹尽粮绝，若不投降就只能被困死，大家都在坐等胜利到来。尽管大家都清楚日军作战顽强并很难主动投降，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手的疯狂程度。这次坐等胜利的远征军将士等来的是日军的自杀式冲锋。
那是陈友礼真正意义上经历的首战，即使时隔70年，他仍能清晰的记得当日的一景一物，他说：“当时是敌人守山，我们攻山，但我们有个问题，就是后勤不足。我们的后勤是在黄草坝，野战医院、弹药这些都在那里，运输线比较长，我们抬伤兵下去，抬子弹上来都要走黄草坝去。到了后来，我们手榴弹也没有，枪榴弹也没得，子弹也打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他困在山上。我估计当时日本人也看出来了，因为开始我们进攻，渐渐的也衰退了，他肯定也看得出来我们恐怕是弹药不多了，也没有开始进攻时那么警惕了，他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就开始反击了。”
那是一个血色黄昏。许多远征军将士们与往常一样正吃着晚饭，原本寂静的山间忽然响起用日语喊出的杀声，漫山遍野的日军一涌而下，处处皆是被夕阳照映得发亮的钢盔。杀喊声此起彼伏，没人知道究竟来了多少敌人，防守一线的不少将士尚未来得及反击就被冲下山的日军用刺刀刺死。陈老回忆起那个黄昏的战斗，说：“日本人打下来了，到处是喊声，离我们距离很近，我们的人反应也快，马上就操起（枪）就和他们拼刺刀。打起来之后我们连长一直把我带在他身边，外面到处都在打，两边的人混打在一起，你不晓得哪里是日本人哪里是我们国军。就在拼刺刀的时候，我们连长的手被一个日本人用刺刀杀到了。我估计是有个日本兵用刺刀刺来，他抓到那刺刀一扭，就扭伤了，这时候另外的一个日本人又用刺刀戳过来，一戳就把他的手掌戳穿了。这时候他的血就流得很厉害，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遭了，遭得很恼火（严重）了，我赶紧一枪给后面来的那个日本兵打去，他（日军）一仰倒了下去。把日本人打倒后我又赶紧去把陆连长拖下来，他伤得很重，我就一直托着他往下山走。
“把他送到山下后，有医护兵抬担架过来，我们才一起把他送到担架上，我一直给那些抬担架的说‘他是我们连长，你一定要把他送到野战医院去！你记得一定要送到野战医院！’这时候我们连长也清醒点了，他叫我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拿给我，担架兵就把他抬走了。那手枪拿到手上后我才发现没子弹了，但我也把他放身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但还在打仗。我也知道我的枪里面的子弹只有十多发，我也不敢打了，当时我心想，唉！只要把连长送走，我心头也算落实了。”
战后的阵地上尸横遍野，到处都是硝烟与血肉混杂的怪味。陈友礼认识的一位很会讲笑话的四川战友在这场战斗中殉国。部队在当晚十点左右就调来了一位新连长，不过陈友礼已经不记得这位新连长的名字。他说：“这个新的连长姓黄，叫黄啥子（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和他接触得不多，他对我也不怎么样，我做了我该做的，也不怎么去搭理他。”
那天以后，我军与日军又恢复到战前的僵持状态，陈老说：“当时日本人还守在山上，他消灭不了我们，我们也消灭不了他们，后来599团来接我们的防，这样我们才得撤下来。”
自从那次血战之后，陈友礼就再也没能见到与他朝夕相处的那位陆连长，但70年来，只要一提及这位连长，陈老仍然满怀深情的说：“陆连长是真正的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他。”
 
　　　　　　　　胜利的会师
1945年1月20日，中国远征军收复畹町，历时8个月之久滇西大反攻到此画上圆满的句号。不过，此时的陈友礼并未因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感到喜悦，自陆连长在最后一战负伤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音讯，新来的连长除了支配他做各种杂活之外，对他的生活始终漠不关心。也是在这胜利即将到来之时，陈友礼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他所在的这支部队的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
“到了这个时候，仗打完了，200师也不是像在昆明时那样同仇敌忾了。”说到第5军的变化，陈老语气中带着惋惜。他告诉我说：“把日本人打出中国（指滇西战场）了，大家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是想回家。从打完畹町开始就有人在下面议论说想回家了，从当军官的到当兵的都有想家的情绪。看到他们都在说回家的事情，我就想我没有家，打完仗我能去哪里呢？”
“我那时想，我以后还是继续在部队吧，200师就是我家了。”13岁的陈友礼这样安慰自己。尽管战友们回家的话题让陈友礼有些许失落，但他始终为自己身为这支抗日雄师中的一员而倍感自豪。在收复畹町后，他很快就见证了另一支可以和第5军媲美的王牌部队——孙立人将军的新1军与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

1945年1月27日，由缅北反攻归国的“中国驻印军”与滇西的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图为两支部队的会师仪式

1945年1月27日，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中国驻印军”经过一年半的血战，终于突破缅北，打回国门，与滇西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史称“芒友会师”。
“那一天，长官让我们所有人列队，要求很严格，他们说缅甸的部队要过来了。”讲述这历史性的一刻时，老人的自豪之情跃然脸上。他告诉我说：“我们早早的就站好了队，列队两边，中间留出一条路给他们走。大家都知道缅甸的部队（指孙立人部队）打得很厉害，但我们第5军也是王牌军，不能在友军面前丢脸，所有人都站得比平时还规矩。我们听到军官喊‘欢迎从缅甸归来的友军’，我看到从缅甸回来的部队走近我们了，他们的指挥官个子很高（此人极有可能是孙立人），旁边有美国人跟着，从我们前面走过我们就向他们敬礼。”
我问老人：“您感觉他们的部队和你们有区别吗？”
“有！”老人立即答道，“差别大了，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美式军装，我们穿的还是老军服；他们个个都戴得有美国钢盔，我们戴的都是布帽子；他们穿得清一色的美式皮鞋，我们很多人还在穿布鞋和草鞋，完全比不了的，他们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部队，条件比我们好得多。”

两支部队的军服截然不同，右边的驻印军头戴美式钢盔，身着美军夹克，而左边的远征军依然穿着国内的旧式军服

尽管两支部队的制服和装备都截然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没有歧视，只有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正因如此，装备优良的中国驻印军给陈友礼老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老人说：“从缅甸来的友军素质很好，没觉得自己穿得好就瞧不起我们什么的，没有这些事。他们不但没瞧不起我们，而且经常把在美国人那里领的东西分给我们吃，把多皮鞋分给我们穿，这些很多东西我们见都没见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但战争真的结束了吗？
已从勤务兵转变为普通步兵的陈友礼清楚的感受到了第5军的变化。首先是逃兵变多了，他说：“抗战胜利了，想回家已经是当兵的一种很普遍情绪，很多人开始逃跑。其实真正在打日本的时候当逃兵的是很少的，但抗战胜利了逃跑的人反而变多了，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要打内战。到后来听说要打内战了，跑的人就更多了。老实说，那时候我们连共产党是什么人都不晓得，听说也是中国人，大家都不想去打。其实后来国军垮也就垮在这里，大家都不想去打仗了，怎么可能打得赢？”
部队里有人申请退役，也有人直接开小差，王牌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陈友礼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的覆灭，就连他自己也沦为战俘。至此，他的战争还没有结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陈友礼又作为志愿军入朝参战，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离开部队。
十年军旅，陈友礼亲历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三场战争。但也正是这三场战争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坎坷。退伍未及多久，他就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从此失去自由。在被劳改期间，陈友礼曾越狱逃跑，但很快又被抓回，遭受各种羞辱与折磨。到了60年代，眼看刑期将满，就要获得自由之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兴起了，陈友礼再次失去自由，磨难直到文革结束才随之消停。按老人自己的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有10年在军队中度过，有20年在监狱里度过。直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才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生活。
动荡的年代，荣与辱变化太快，令人措手不及。陈友礼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他曾作为“抗美援朝英雄”被夹道欢送，转眼间竟又因成了“历史反革命”而受尽屈辱。岁月如梭，当所有的荣与辱都已成往事时，他身份只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但有一点一直未曾改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始终都爱着这个国家。
老人曾对我说：“国难期间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挽救我的祖国，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身着抗战戎装的陈友礼老人拿着当年的照片，右手竖起大拇指，比出一个表示“顶好”的手势

我想为老人拍照，他答应了。镜头中，我看见他竖起了大拇指，历尽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久违微笑……镜头穿越了70年，我看见抗日战地上的那个13岁的少年，他微笑着竖起修长的大拇指，仿佛在说：“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