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营救我们七君子”——“七君子”事件健在者黄培纪的抗战宣传回忆

清镇唐观

“周恩来营救我们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健在者黄培纪的抗战宣传回忆

胡启涌 整理  黄培纪  口述

       在贵阳市中华北路上的一个不起眼的接房内，已95岁的黄培纪老人坐在临窗前的一把藤椅上，一头白发，满脸沧桑。黄老就是1938年震惊西南的湄潭“七君子”之一，经时任中共重庆南局书记周恩来出面营救，才避免被国民党政府枪毙。而今，黄老是湄潭“七君子”事件的唯一健在者，当他谈到70多年前经历的抗战救国宣传工作时，是感慨多于感动，沉思多于沉默……

                                                              ___________题记

                               一、躲避土匪追杀
           我于1919年8月25日出生于凤冈县琊川镇茅台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家有兄妹9人。我6岁在私塾发蒙读书，8岁丧父，母亲拖着一拉子儿女艰难生活。1935年，私塾被取消，由于当时琊川镇没有设立初中，1936年我只得去投考湄潭县立中学，还考了“备取”第一名，被顺利录入湄潭中学。开学后，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旧”学中没有的数学和英语课。
      1937年4月14日我家遭到土匪抢劫，最支持我读书的三哥也被土匪当场枪杀，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幼小的我不知所措，心里只喊“完了”、“完了”。后来，我向学校报告了情况获准回家。家中幸好还有两个哥哥料理着一切，当时既要安葬死去的三哥，又要给被土匪枪伤的侄孙子治疗，为此家中只好当卖了部份田地应付开支。被土匪枪伤的侄孙同我一样大，又穿的是学生服，当晚土匪误认为是我，成了我的替死鬼。后来土匪得知伤者不是我后，扬言要就想方设法干掉我。这时我已无法继续读书，每天东躲西藏来躲避土匪的追杀。过了20多天一个中午同学刘其华来我家说：“邹老师叫你马上回学校，有事跟你说”。于是当天我就随刘返回湄中见到邹老师，他告诉我抢我家并枪杀三哥的土匪头子叫黄正纲，以前在黔军二十五军，近日他去遵义买手枪回来，要找我斩草除根。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不敢回家了，为了躲避土匪追杀，只好呆在湄潭中学。
读书时可以不回家，可是年关总得要回家。农历的腊月29日，家里雇了一个人来湄潭县城接我回家过年。大年30中午12点钟我才从城里出发，因天下着冻雨道路泥泞不堪，回凤冈琊川的八十里路程，走了半天才走到进化镇的黄荆树，这时沿途的人家也开始放鞭炮吃年晚饭了，我想到自己被逼得在这凄风苦雨中奔波，令我百感交集，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于新年初一清晨才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不久，我家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四处追杀我的土匪黄正纲在与另一股土匪交战时被杀，这样，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我及家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也可以安心读书了。
                          二、组织救国团、围攻县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浪潮高涨，湄潭中学为了声援抗战，中共地下党员李卓然老师组织成立了湄潭学生救国团，但是在为学生救国团募集活动基金时，遭到湄潭国民政府县长马政修的反对。学校抗日救国，反挨了县长的极力反对，于是李卓然老师去函给县长马政修，并决定带领全校师生到县政府去请愿，要马县长当众解释他所说的一切。
     随后，湄中全体学生腰吊绳索、手提童军棍、齐集湄中礼堂前天井坝里。当天，县长马政修率领他的县府职员、姨太太、国民自卫总队来到现场，气势汹汹地刚走上礼堂，就蛮横无理地说“学生不好好读书，闹什么运动，成立什么学生救国团，这是汉奸行为……”。县长马政修的话未说完，顿时激起了同学们的公愤，同学中有人喊：“打倒马政修”，一听这喊声，全体学生同声喊“打倒马政修”，一时间，学生手中的童军棍碰地声、喊打声震动全场，激愤的部份学生还抡起童军棍逼近马政修，马政修只得狼狈地退进了礼堂以避挨打。最后县长马政修只好派人与学校进行谈判，达成两点：一是马政修当面向同学陪礼道歉；二是罚马正修捐款12块大洋作为湄潭学生救国团的基金，威风扫地的马政修只得全部接受。
      学生救国团的团长是周成极，我作为成员参加了集体游行、唱歌等抗日宣传活动。经过这场运动，给只知道平时埋头读书的我带来了很大的思想转变，开始关心起抗日救国的大事。
                        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不久，马政修卸任，新县长是周治昭，湄潭中学也由思想进步的乔光监校长来接替。周与乔都在北平（今北京）读过大学，既相识又相好，乔来校后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乔校长还聘了一批进步老师来校任教，这批老师大讲当前国际形势，使不少学生学得了新知识，对我后来参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及地下党工作帮助不小。
     寒假时，乔校长领导学生组织寒假宣传团，要求同学们回家后逢赶场天，就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开学后，乔校长宣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分别有读书会、歌咏队、妇女会、学生法庭等。我当时任学生法庭的首席审判官，每天中午开庭审理犯规学生。这一措施，使学校秩序很快得到好转，犯规的人也没有了，民先队还为骨干组织过夜战演习和野战演习，两次演习我都是参谋之一。
     民先队的抗日救亡宣传是很活跃的，凡是天一黑就在县政府门口街上摆上一张方桌，队员站在上面高唱抗战救亡歌曲，然后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资料都源于《新华日报》登载的抗战消息，如“八路军出马打胜仗”、“大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等。在当时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宣传这些抗战喜讯，对鼓舞人心，坚持抗战是很有作用的。就在日以续夜的救国抗战宣传工作中，我的声带严重受损，使我多年来不敢长时间和大声讲话，不然声音会突然变哑，发不出声音来，这就成了抗战宣传给我留下的终身难愈的“养老疾”。
1938年暑假，乔校长又组织成立了“飞鹰抗日宣传步行团”，学校确定人数为40人，男女同学各半。男同学一律穿灰布学生服、戴学生帽、腰束皮带、白短裤、打绑腿、穿草鞋、左臂戴白标布印的兰色五角星臂章。女同学一律短发，白色上衣、黑色短裙，腰束皮带、打绑腿、背包与男同学一样。特别两面白色旗帜上，一面写上“飞鹰步行团”五字，一面留作去相关政府签名盖印用。“飞鹰步行团”从湄潭到贵阳的沿途中，只要见到有可书写标语的石头、墙壁，就用粉笔写上抗日救亡的标语。到遵义城时，我们排着纵队、走着整齐步伐、唱着救亡歌曲，男女学生这种装束是首次在遵义城中出现。随后又来到贵阳，一天，教育厅长张志韩陪着省主席吴鼎昌接见了我们并作讲话，随后省党部、省会警察局招待了我们，还让我们全体同学到群新电影院看了一场“塞上风云”话剧。
              
四、秘密参加共产党   
        回到湄潭后，我就回琊川家里，到家后就病倒了，直到10月1日我带病返校时，才知道学校已发生变化，乔校
长及原有的老师都走了，新校长冉蔚若已接管学校执行校长职务，县长周志昭也走了，新来的县长叫严溥泉。后来得知乔光监校长由于积极主张抗战，与国民政府作对，被省教育厅撤职，不久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38年10月2日中午，同学廖青年给我说：“李卓然老师叫我到他家去一趟。”当天下午我由山后小路去到他家，他问了我生病的情况及返校后知道了些什么，并说当天不回校，留在他家住一夜，晚上就填表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李又告诉我湄中党支部廖青年是支书，冯开显是组织干事，刘其华和我是宣传员，我们4人组成湄中党支部。同时，组织工作要求我们不要暴露身份，仍以民先队员的名义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以便好开展党的工作。
       1938年10月学校的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处境越来越困难，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活跃分子，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国民政府的监视。10月20日，李卓然带领廖青年和我去到永兴三岔河陈光型家，次日下午总支为我、廖青年、夏思民举行了入党宣誓，主持人是李卓然，陈光型、何恩余（石果）。回校后，县党部收到由重庆生活书店寄来的邮件，拆开发现是《共产党宣言》、《共青团章程》，这证明上面的党组织也与我们建起了秘密联系。
                            五：“七君子”被抓入狱
       1938年10月25日中午，冉蔚若校长将我们叫进校长室，冉拿出县长严溥泉给他的机密命令给我们看，密令的内容大意“查该校学生XXX、XXX等行为不轨，有异党嫌疑，该校长应密切注意，如发现不轨行为，即报本府，以便处理” 。密令上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们只说：“我们没有不轨行为，为了抗日救亡做点宣传工作是不错的”。10月末，学校谣言四起，说学校内有些同学行为不轨县长要来抓人，这些谣言一天比一天升级。但我们仍然稳住不动，照常学习《新华日报》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联名撰写的社论文章《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前途》。同时党支部为了纪念十月革命，慰问慰劳八路军，已指派我们在可靠的同学中开展募捐工作。后来，总支书记李卓然秘密安排我们去写反对政府的标语，于11月3日，我们4人利用夜色的掩护，分别写了标语，我当时写了5条标语，分别是反对湄潭党政检查处没收我们的书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第八路军、打倒汉奸托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月4日上第二堂课时，校长冉蔚若大声宣布全体集合。很快，全体同学在礼堂前排队，冉蔚若站在礼堂台阶上讲话：“有些同学不听劝告，乱胡乱为，现在严县长要来和他们谈话”。他的话音刚落，就只见县保警队长凃秉卿带着一队保警兵跑步冲进礼堂，把我们全体同学包围了。县长严溥泉走上礼堂台阶说：“满街发现反动标语、经查与湄中少数学生有关，现在听我点名，叫一个站出来一个”。第一名叫的就是我，接着是廖青年、周成极、冯开显、张永正、梅位宾、肖士杰，七人在坝子中站成一排。严向大家训话，当听到要把我们带到县府谈话时，我突然想起我衣包里还装着慰问八路军的信件和一些同学捐款的名单，我灵机一动报告要解手。严叫保警兵押我去厕所，保警兵守着厕所外门，我进去即将稿子、名单取出来撕碎扔入粪池。最后，严叫保警兵押着我们走时，一转身我们七人就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边走边唱直到县府大门，后来把我们关押在保警兵营房。
                           六：周恩来出面营救我们
      当天晚上我们被提审，审问者是严溥泉、陈世袭，当追问到写标语一事时，大家都各找理由辩解、没有承认。我们一入狱、县府大门加了双岗、监狱的外门也有兵把守，并规定所有在押犯人一律停止家属接见，气氛十分紧张。逮捕我们七人后，县政府接连开会研究要杀害我们，消息不径而走，害苦我们的家人及地下党的同志。一段时间来逢湄潭赶场天，亲人们就备着草席、香烛、吊钱准备收尸。周成极的母因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被吓死的，老红军，老党员何恩余（石果）同志也为救我们跳城墙跌伤了腰。
      有次外面送来的一钵饭到狱中，当我们分完饭后发现钵底贴有油纸，撕开后里面有一张叠着的纸条，上面的字很细小，内容是告诉我们外面的党组织正在进行营救，重庆《新华日报》、《新民晚报》等都登了我们被捕的消息，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湄潭七君子事件”，并声援我们。同时还知道“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中共湄潭党支部发表了《抗议宣言》，斥责湄潭县政府11月4在湄中逮捕的七位学生，有我党的同志及进步青年，这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的行为。还得知《抗议宣言》传到时任中共重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手中后，他亲自拿着《抗议宣言》去找蒋介石，又与国民党中央相关部门交涉。最后，周恩来委托民主人士邹韬奋先生出面，给国民党贵州党部负责人写信，取销枪毙改用判刑解救被关押的“湄潭七君子”。
得知外面在营救我们了，我们七人的底气更足了，根本不怕湄潭国民政府当局。腊月30日我们七人还被关在狱中不能回家过年，心头很难过，严溥泉县长家隔监狱不远，我们就唱着抗日救亡歌闹得他过年都不得安宁，严溥泉几次派典狱员来制止，我们不听一直唱到深夜，唱累了才停止。
      1939年7月7日是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湄潭各界要在文庙前举行追悼阵亡将士活动，我们要求去会场悼念，严溥泉不准。我们就在狱中发动其他犯人与我们一道绝食，严知道后只好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但不准在悼念时讲话。当天我们由保警兵押着去会场悼念，悼念完后，即将我们押回监狱重新上链。
      后来湄潭国民政府基于共产党重庆方面的政治压力，取销枪毙我们，分别给我和周成极判了三年，廖青年、冯开显、张永正、梅位宾、肖士杰判了两年。判决书上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的，判决书是用十行纸油印的，原存湄潭县人民法院、现存湄潭革命历史陈列馆内。

                   七：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
      1941年5月，我和周成极都因坐牢太久患病，周身浮肿，当时县长已换成杨端楷，经过托人说情得准假半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我在湄潭姐姐家服药近3个月。1941年9月，总支部书记李卓然被逮捕28天叛变，招供了共产党员100多人，我们湄中支部的4个中共地下党员当然也被暴露，从此后我与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长时间靠雕刻邮戳为生。
      1954年，我被视为“暗藏着的反革命”受到不公正待遇，先后到凤冈、务川、遵义等地进行劳动改造，1983年8月遵义中级人民法院才宣布我无罪。
                                       地址：凤冈县交警大队
                                         电话：13595236538